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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养重大问题研究》课题研究取得丰硕成果

2017-06-09

来源: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作者:车明朝



       中国问题归根结底是农民问题。党的十八大提出“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实现“四化同步”发展,农业现代化是短板,是弱项。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到2020年农业现代化要取得明显进展。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必然要培养一大批高素质农民。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步伐的不断加快,农村经济社会结构也在发生着深刻变化,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兼业化现象严重,农业后继者匮乏,这成为现代农业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之一。同时,一大批坚守农业的中年农民具有扩大生产和提高自身素质的需求,一大批年富力强的返乡创业青壮年农民愿意从事现代农业,希望成为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

      但什么是新型职业农民?他们有何特征?作为新一代农民,新型职业农民的培养路径应该怎样设计?还存在哪些制约因素?
     
      一系列重大问题亟待解决。在这一背景下,2012年在时任教育部副部长鲁昕同志的支持下,由教育部职成司和中央农业广播学校联手集合了教育领域、农业领域等诸多专家学者组成课题组,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张晓山先生作为课题牵头人,从2013年起开展了“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养重大问题研究”,历时四年,结出硕果。2016年12月课题组在北京举行了成果公开发布会,与会专家对课题成果给予了充分肯定。

课题评审专家、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周稽裘指出:

“十八大以来,国家改革发展实践证明,无论在内涵方式还是在应用实践上,对于现代农民的研究都需要持续推进,需要从简单的经验判断上升为深入研究基础,需要从部门行为上升为国家战略”,“课题研究从我国国情出发,在社会身份和角色两个视角下对传统农民和新型农民进行研究,反映出两重研究意义:一是对封建时代我国社会分层所造成的旧农民的身份解放,二是对当前我国农业发展中现代农业建设的肯定。因此该研究突破部门限制,避免就教育谈教育,就农业谈农业,实现经济学、社会学、教育学、政治学多学科结合,研究意义重大。”“课题研究立足于全国新型职业农民培养进行顶层设计,研究了当前培养新型职业农民路线图,体现了农业效率提高和农民增收两不误的国家政策导向。



课题评审专家、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宋洪远提出:

“要推动现代农业建设,特别是提出实现农业现代化就要实现‘三个提高’——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利化和信息化水平;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和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市场竞争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简单概括为现代农业的‘三化’‘三率’和‘三力’。实现三个提高的根本是农业经营主体——农民素质的提高。农民要有科学技术、能力才能实现产业发展要求。‘新型职业农民重大问题研究’正是切中这一重大主题,因此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该课题,理论上有突破,问题抓得准、有针对性;方法上有创新,跨学科又跨部门,掌握大量极为重要的一手资料;成果应用上有价值。许多成果已经在政策建设中被吸纳。”


课题评审专家、国家开放大学党委副书记张少刚说:

“课题问题导向非常清楚,聚焦了当前新型职业农民培养中的投入问题、供给侧问题、精准培养问题、信息化问题,研究意义重大。课题研究在完成跨界协作同时,更重要的是真正推动了课程成果的转化。许多研究成果转化为政策。这一点非常重要,成果显著。”


        之所以对“新型职业农民培养重大问题研究”给予高度关注,并得到评审专家高度评价,其原因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当前我国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弱质化和兼业化的问题依然突出。研究结果显示,当前农村地区普遍形成“老人农业”的趋势,农业劳动力平均年龄达到54岁。同时,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同时也带来了农民兼业现象。进入21世纪以来,外出打工成为农民增收的主要渠道,兼业形式也发生了变化,由原来的农业为主打工为辅,转变成了以农业为辅的兼业。由于转移到城镇的劳动力大都是有文化的年轻人,留在农村的农业从业人员素质有逐步降低的趋势。据统计,2011年我国劳动力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9.56 年,其中,城市为11.21年、镇为9.8年、乡村为8.3年,并且表现出较大的年龄差异,乡村55岁以上的农民平均受教育年限明显偏低。2015年,课题组对北京、上海、山东、安徽、福建、河南、河北、四川、内蒙古、黑龙江、云南11个地区的4 116名务农农民调查发现,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者占到67.5%。从实现农业现代化的一些国家看,早在1975年,日本农业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1.7年,大体相当于我国高中毕业程度;荷兰农民大部分是高级中等专业农校毕业,而且每年还有将近20%的从业农民进入各类职业学校接受继续教育。可见我国农民文化素质与国际社会相比仍有很大差距。 而与此同时,我国教育离农现象导致农业劳动力后继乏人的问题则更让人忧心。

      课题组调研发现,当前我国农村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去农、离农、轻农”趋势已经难以逆转,其结果致使农业劳动力后继乏人。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大规模撤点并校布局调整和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工程导致大量农村学校急剧消失。不少地方已达到一个乡镇只有一所中心校的程度。基础教育内容已经鲜有农业知识。 农村学生对农村十分陌生,不仅缺乏乡村文化、农业知识,也缺乏对农村和农业的感情,他们不愿意从事农业,也不会从事农业。职业教育的离农倾向严重。一是农业类院校数量急剧减少。中等农业职业学校数量不断减少,中等农业职业教育功能严重弱化。据各行业部门不完全统计,1998年我国有各类中等农业职业学校500余所,而目前仅剩237所。二是涉农专业招生数连年锐减。统计表明,中职农林类招生人数自2010年到2014 年,分别为 110.4 万、85.4 万、72 万、46.7 万、39.5 万人,呈连续下降趋势,环比降幅为 22.6%、15.7%、35.1%、15.5%。三是涉农专业毕业生直接从事农业技术或生产的比例极低,学非所用现象普遍。对浙江农业大学等8所高校农业专业学生的调查显示,愿意到农村基层就业的仅占四成,涉农职业教育发展现状不容乐观。根据课题组对11省市的调研显示,超过7成的农民不愿意让子女从事农业职业,只有28%的农民希望子女能够接替他们继续从事农业。


      这一现状与党的十八大提出“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的目标极不匹配,实现“四化同步”发展,农业现代化是短板,是弱项。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到2020年农业现代化要取得明显进展。要实现农业现代化,首先要解决的是未来的中国谁来种地的问题,要解决能够与现代化相匹配的大量高素质农民的问题。因此,培养一大批新型职业农民是当务之急。课题组以此为切入口,在界定新型职业农民内涵特征、借鉴国外职业农民培养经验的基础上,深入探讨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养的规律,研究设计教育培养的总体思路和具体路径,对促进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养理论研究与实践结合,推进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养政策创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解决谁来种地的问题”是推进和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基础问题,也是核心关键问题。新型职业农民的培养既是“三农问题”的重要一环,也是教
育问题的重要组成。课题组集结了农业领域、教育领域诸多的专家学者,并得到教育、农业两大部门领导的关注,教育部原副部长鲁昕、农业部副部长张桃林担任课题顾问。在两部门通力合作下,在两个领域专家学者的思想碰撞之下,该课题完成了跨部门、跨领域的合作,避免了就农业谈农业,就教育谈教育的问题,实现了多学科的碰撞与整合,这也使得整个课题更具针对性、政策性和可操作性。

      研究中,课题组注重问题导向,所有研究均围绕核心关键问题展开。

      新型职业农民培养是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方面。但是,由于新型职业农民是近年来提出的新概念,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养工作在我国还处于起步阶段。因此,当前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实践层面,这一问题的研究与实践基础都非常薄弱,主要体现在如何界定新型职业农民、新型职业农民有何特征、怎样科学设计教育培养路径、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养的制约因素有哪些等问题上,可以说,内外兼有。

      在这一背景下,课题组首先从最基础的理论研究入手,厘清概念,同时重点抓住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养创新实践,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的双突
破。首先明确提出教育培养新型职业农民的时代背景,并对我国农村劳动力和农业职业教育的现状及发展趋势进行探究;其次,明确新型职业农民的内涵和素质要求,并对以往农民教育培训工作及存在问题进行梳理,由此引发教育培养路径设计;再次,在借鉴国外经验和广泛调研基础上,设计确定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养的路径,包括总体思路、重点对象和培养规模、内容方式及实施路径,为地方开展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养提供参考借鉴;最后,针对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养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深入探讨推进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养的政策建议。


      在研究中,课题组尤其注重实证研究、一手资料的收集整理。课题组对北京、河北等11个省农村地区进行问卷调查,深`s\vl VE`s\vl V、教育培养需求和政策需求等内容。在具体研究中,课题组采用资料收集法、案例研究与深度访谈相结合、问卷调查法、国际比较研究等研究方法。通过典型调查、个案访谈、统计局资料、借鉴他人研究等方法获得职业农民教育培养的详细资料;研究美国、德国等10个国家和地区的农业教育一手资料,并去对象国实地调研,保证国际比较研究的科学性和客观性。

      正是在问题导向、跨领域合作、注重实证研究和比较研究的导向下,课题在科学性的基础上,也具备了相当强的政策性、操作性。国家政策层面,课题诸多研究成果已被纳入政策体系;地方实践层面,课题充分发挥地方教育和农业部门、有关教育机构的力量,组织开展地方性研究探索,以促进课题理论研究和地方部门实践、研究前瞻性和实施可操作性的有效结合,这对指导地方工作实践、促进全国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养工作深入开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实践意义。

      此外,课题还深入研究了美国、德国、法国、英国、荷兰、以色列、乌克兰、日本、韩国、台湾地区等10个有代表性的国家和地区农业教育情况,力求从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产业发展历程、农业教育组织实施等视角,着重把握经济社会发展与农业教育体系建设、法制保障、教育实施等关键性问题之间的关系,这不仅为本课题提供了很好的国际比较视角,也为推进我国农业教育发展提供了系统全面的国际经验借鉴。



      正如前面所说,之所以我们对该课题给予高度关注,是因为它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的重大突破;之所以以“优秀”评价课题,是因为,面对中国复杂的农村教育问题,课题以见物更见人的研究方式,针对“谁来承担现代农业的生产重担,怎样拉动农业的现代化发展”问题,不但给出了政策决策依据,而且更有着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理论层面,它填补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养基础理论研究空白。新型职业农民的界定是个很复杂的问题,国内关于新型职业农民的有着众多概念纷争。该课题研究在广泛调查和充分吸收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立足新型职业农民的职业属性,科学提出适合当前的新型职业农民内涵和主要特征,研究明确新型职业农民应具备的能力素质要求和主要类型。

      课题研究指出,新型职业农民首先是农民,农民要符合以下四个条件:他们占有或长期使用一定数量的生产性耕地;他们大部分时间从事农业劳动;他们的经济来源主要来自于农业生产和农业经营收入;农民长期居住在农村社区。这是农民的一般特征,新型职业农民也必须符合这些条件,以区别于非农民。新型职业农民除了符合农民的一般条件外,还必须具备以下三个特征:

      第一,新型职业农民是市场主体。新型职业农民要充分进入市场,利用农业的多功能性等满足消费者需求。因此,新型职业农民一般具有较大的生产经营规模和较高的收入,这也是吸引人们做新型职业农民的基础条件。

      第二,新型职业农民具有高度的稳定性。区别于兼业农民的不稳定性和资本农业的短期行为,新型职业农民把务农作为终身职业,而且具有后继者。由于新型职业农民的稳定性,才能形成稳定的农业生产制度,为可持续发展提供基础和前提。

      第三,新型职业农民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意识和现代责任观念。这是新型职业农民区别于传统农民、兼业农民、工商资本等农业经营者所具备的农业职业精神。新型职业农民不仅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其社会责任要求也不断扩大,具体包括对消费者负责,对生态环境负责,对子孙后代负责。

      在对新型职业农民内涵特征进行确定后,课题组对新型职业农民主要类型进行了区分,根据工作的领域不同,将新型职业农民分为生产经营型、专业技能型和专业服务型三种类型。

      在此基础上,课题组对新型职业农民所需要能力和素质要求进行了分析研究,进而对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养路径进行了有效设计。研究提出了以“以民为本、对接产业、产教融合、多元协同”的教育培养总体思路,针对当前教育培养重点对象 — —务农农民,确定以综合基础知识、农业科技运用、外向型能力素质、现代农业职业精神为主要教育培养内容,综合运用农学结合一体化培养,聚集资源系统性培养,基于区域产业需求进行专业、课程、师资集群,构建“双链融合”基础上的农民自主学习共同体,强化运用现代信息技术等方式开展教育培养。

      根据三种类型职业农民的特点和需求,分类设计了不同教育培养路径,特别提出通过转化一批务农农民、培养一批返乡创业农民、储备一批农业后继者三种途径,加快培养生产经营型职业农民。

      理论研究的突破,教育培养路径设计扎实有效,使课题成果迅速在政策与实践层面发挥作用。课题组提出的培养新型职业农民有关建议被2014—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和《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采纳。2014年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出台的《关于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中办发〔2014〕61号),以及《国务院关于推进新农村建设工作情况的报告》吸纳了课题的部分成果,提出了建立公益性农民培养培训制度等要求。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农业部、环境保护部四部委联合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和禁烧工作的通知》(发改环资〔2015〕2651号)也吸纳本课题部分成果,提出加大农业职业教育和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等建议。

      没有科学的培养路径,没有精准化的培养方式, “到2030年培育1亿新型职业农民”的总体要求将会落空。本课题立足真意义,找到真问题,破解真难题,最终在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实现突破。课题组集合各领域专家学者,通过研究,澄清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养存在问题,明确新型职业农民的内涵、分类及素质要求,探讨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养的规律,特别是提出新型职业农民成长的制度政策环境,为职业农民教育培养提供理论依据,实现理论创新。

      依托理论成果,找到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养的路径,推动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养实践的开展,从现实层面破解在职农民教育培养的问题,实现实践创新。

      通过研究一些国家(地区)完善的农业教育培养体系,创新性提出我国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养的机制,为农业、教育、财政等不同部门横向协调合作提出具体建议,为相关政策的执行提供通道,实现成果创新。

      这既是职业教育实证性研究课题的意义所在,更是“新型职业农民重大问题研究”课题研究的价值呈现。